科学的重要性:塑料的情况

废物案例研究:垃圾与宝藏

1997年,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将“太平洋大垃圾带”(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个臭名昭著的太平洋塑料垃圾漩涡象征着我们的消费文化及其产生的垃圾问题。太平洋海鸟的引人注目的照片,五颜六色的塑料垃圾的胃,强调了塑料垃圾对我们星球的影响。

对于任何关心地球健康的人来说,塑料垃圾的流行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些塑料垃圾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意味着什么?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尽管答案并不容易,但改变必须到来,而且要快。

我们的垃圾问题在很多方面都是塑料时代的产物,而且是非常新的。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是习惯性的回收者,我们回收、修复、再利用各种材料。不能回收利用的东西,我们就拿去当燃料。残羹剩饭甚至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喂了成群的猪。直到20世纪初,清理城市的努力才开始,这些动物清理街道,成为城市贫民的食物。废物曾经是一种有无数用途的潜在资产。当我们开始将垃圾送往垃圾填埋场时,它才成为一个问题。

整个20世纪中期,美国人仍然是熟练的回收者。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匮乏和二战时期的节约和定量配给给好几代美国人灌输了一种重复利用的道德观念。

二战后经济和物质的丰富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浪费方式。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的生产能力,作为战时工业努力的一部分,塑料产量激增。塑料取代了金属、玻璃、天然橡胶、木材、皮革和丝绸,从刺刀鞘到第一颗原子弹的部件,无所不包。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每年制造的塑料比战争开始时多出300%。生产并没有随着战争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最初为战时生产而制造的机器将重点转移到生产国内消费的材料上。

廉价的石油和廉价的塑料创造了战后的经济繁荣,并让美国人重新思考他们以前的保护和再利用习惯。一种新的产品充斥了市场:一次性用品。从1952年的圆珠笔到1965年商店里的塑料袋,一次性用品源源不断地出现,一次性用品被誉为一种更简单、更好的生活方式。1955年《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赞扬了“一次性生活”。这篇文章以一张幸福的家庭观看一次性用品的照片为特色,展示了一次性用品作为一种自由的手段。如果它们不是一次性的,图中所示的物品代表着40个小时的擦洗,以备再次使用。但多亏了一次性用品,“家庭主妇不再需要麻烦了。”

美国人变得非常善于扔掉东西,很快就忘记了他们过去重复使用的传统。如今,有一半的塑料产品被设计成一次性使用后就可以扔掉。这种无处不在的一次性包装,大部分是塑料包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几乎不为人知。但战后的消费文化是被塑料包裹着的。玻璃纸给食物带来一种新鲜的气氛,商人们发现,用塑料包装的商品比没有包装的商品卖得更好。塑料包装确实有助于防止食物变质,但它也会产生塑料垃圾,使用后必须处理。

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首次注意到海洋中的塑料,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垃圾带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人为造成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这导致人们对越来越多的塑料垃圾感到担忧。

塑料工业本身提供了回收的解决方案。在20世纪80年代,该行业推动市政当局收集和处理可回收材料,作为其废物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回收设施,特别是塑料。1987年,塑料工业协会(Society of the Plastics Industry)建立了以数字为基础的回收代码,以识别塑料的类型进行分类,从而使回收工作更容易。

然而,行业支持的回收系统远远不能解决塑料垃圾问题。实际上回收的塑料很少,而且回收塑料的质量比新制造的塑料差,用途也很有限。这些“下循环”产品并没有减少我们对原始塑料的需求,所以它们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塑料垃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停止生产塑料。在一个著名的《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回收就是垃圾》的文章约翰•蒂尔尼甚至认为,回收利用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这只会减轻我们对消费的内疚感

现有的回收系统也给消费者和地方政府带来了负担,使生产者没有动力减少生产。欧洲的一个例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1991年,德国引入了“生产者责任延伸”,要求生产者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该计划已被欧盟成功采用,在美国也有许多支持者。

也有一些创新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回收利用来解决垃圾问题。他们想要收集和回收比我们目前所做的更大比例的废弃塑料,并且在回收和重新配制后不会降低塑料的质量。一些创新者还认为,塑料可以还原为以石油为基础的化石燃料,用作燃料。美国最大的回收和垃圾收集公司——废物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卫·施泰纳说:“有一天我们可能会为顾客的垃圾付钱,而不是反过来。”斯坦纳估计,有价值100亿美元的“废物”被锁在垃圾填埋场。是时候让美国人记住,我们认为浪费的东西实际上是有价值的材料。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塑料垃圾问题只会继续恶化。


[1]约翰·蒂尔尼《回收是垃圾》纽约时报, 1996年6月30日。

[2]爱德华·休谟《垃圾学:我们与垃圾的肮脏爱情》(纽约:艾弗里,2012),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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